我3岁时，父亲出狱了。在父母房里的大号席梦思上，父亲在我旁边展示着他的出狱证明。我当时两眼发直，很奇怪我们公寓里怎么会有男人的声音，母亲怎么会温顺地在这个男人身边走来走去。父亲的动作很迅速也很性急，这让我很难注意到他的脸庞。
他头戴报童帽，清晰大声且严厉地对我说：“我是你的父—亲。”好像我听不懂他的话似的。
我惊慌失措，躲在了母亲身后，小声地哭着。那晚，我独自一人睡在自己的房间里，而不是像往常一样睡在母亲的身旁。那是自我出生以来，父母的第一次团聚。那晚，一些细微的声音时高时低地穿过隔墙，从他们房间里传了出来。
一周7天，我几乎天天能听到我们公寓前嘈杂的汽车声。父母几乎整晚进进出出，永无休止。他们对毒品的依赖越来越严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重。我都知道他们每天什么时候会做些什么。
每个月的前六七天，父母就会把救济金花完，一分不剩。没钱了，母亲就会到水槽酒吧或麦戈文酒吧，从各种不同的老男人那里要一两美元。有时她会恳求别人给几个25美分的硬币去玩自动点唱机，或者干脆从别人口袋里偷钱。有时母亲会带着男人来到家里的卫生间，或者带着男人去后面的小巷，几分钟后，她就能赚更多的钱。直到她攒够了买毒品的钱，才会罢休。
我记得，有一次母亲在我生日那天偷了我5美元。这是奶奶从长岛邮寄给我的。我把钱放在梳妆台的抽屉里，准备去杂货店买些糖果吃，可是转眼就泡汤了。母亲看到我将钱放在那里后，等我离开就把钱拿走买毒品去了。
半个小时后，母亲带着一小包东西回到了家。看到她，我非常愤怒，我要她把钱还给我，大声地说了一些至今仍很难想象出来的尖酸刻薄的脏话。母亲没有说什么，转身离开了，我跟着她继续骂着。我想，她肯定是想躲着我，私下里享受她的毒品，但我错了。我看见母亲将那小包东西扔进了厕所，在那儿大声地哭着。这时我才意识到她丢进厕所的是她买的可卡因。
她满含泪水地看着我说：“莉丝，我不是个混蛋，可我忍不住，停不下来，原谅我好吗，小南瓜？”
我也大声地哭了出来。我们坐在卫生间的地板上相拥而泣。她的注射器就放在马桶水箱上面。我发现母亲的手臂上布满了针头留下来的记号。母亲低声下气地不断地问着我同一个问题：“莉丝，原谅我好吗？”
我原谅她了。她自己也不想那样做；如果她自己能控制，她也不会那样做。
“好啦，妈妈，没事啦，我原谅你！”
这次我原谅了她。2个月后，当我看见母亲将我们从教堂拿来的感恩节火鸡卖给隔壁邻居换钱买毒品时，我再次原谅了她。原谅她并不意味着我没有受伤害。每次当我们挨饿时，我的心都要碎了。但我不会因为自己受伤害而责怪我的父母。我不生他们的气，我不憎恨他们。如果我有什么需要憎恨的话，我憎恨那些毒品和毒瘾。我知道他们很爱我。这点我深信不疑。
有很多次母亲在我们的社区附近被人攻击，我每次都深受惊吓，不断地哀求她在家待着，可什么也阻止不了她对毒品的依赖。有一天晚上，我看到她满脸青肿地回到家，后来才知道她被人抢劫了。劫匪从她身上没有发现任何值钱的东西，所以才愤怒地打了她一顿。
还有一次，当母亲带着她的毒品回家时，我发现她的腿在不停地流血，在我的追问下母亲才告诉我她被车撞了。
每当听到父亲沉重的脚步声时，母亲便会拿出勺子作些准备。我记得她每次都会用一个旧塑料碗盛水，清洗注射器。当她将注射器的水推出时，她总会说：“嗯，原来经常有人找我做模特，但大部分模特代理都要性交易。这种人到处都是，他们就是一堆垃圾，不过我还是从他们身上捞了一把。”
他们注射毒品时，我就在一旁看着，这渐渐地成了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每晚都是这样，当父母注射可卡因时，我总会和他们在一起。那时莉莎已经睡觉了，我将父母亲留在身边看护，保证他们的安全。就算他们兴奋到了极点，我也在他们身边，在他们触手可及的地方。
他们对可卡因的反应通常是一样的：眼睛张得大大的，就像受了长期的惊吓一样。他们的脸像触电似的，不由自主地微微抽搐。母亲通常还会嗅着鼻子，握着拳在屋子里不停地转着圈。